王绩《野望》：“东皋薄暮望，徙倚欲何依。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。牧童驱犊返，猎马带禽归。相顾无相识，长歌怀采薇。”

王维《渭川田家》：“斜光照墟落，穷巷牛羊归。野老念牧童，倚杖候荆扉。雉雊麦苗秀，蚕眠桑叶稀。田夫荷锄至，相见语依依。即此羡闲逸，怅然吟《式微》。”

如果撇开作者，乍看这两首诗还以为是一个诗人在不同时期的作品。其实它们出自两位诗人之手。不过，这两位诗人的关系非同寻常。王绩（584－644）是王维（701－761）祖父王通的弟弟。这样算来，王绩和王维是爷孙关系。但是，王绩生活在改朝换代、动荡不安的时代，而王维的一生绝大部分是处在盛唐时期。因此，王绩《野望》和王维《渭川田家》明显有前后承传性，都是田园诗，但既有联系，又有区别。

王绩生活在隋末唐初动荡的时代，在两代都做过官，但仕途不顺。入唐以后，由于眷恋前代，对新朝有所不满，终于归隐。《野望》就是抒发他心怀归隐的代表之作，但流露了诗人易代之悲。首联“东皋薄暮望，徙倚欲何依。”“东皋”，暗用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中“登东皋以舒啸”的诗句，点明把自已比作陶渊明，想过归隐躬耕的生活。“欲何依”，化用曹操《短歌行》中“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？”的意思，表明其孤独彷徨的心情。可见，首联是说，傍晚的时候，登上东皋眺望，然而徘徊找不到依靠。“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。”漫山遍野，一片秋色，夕阳西下，更显得萧瑟悲凉。宋玉《九辩》中说：“悲哉，秋之为气也，萧瑟兮草本摇落而变衰，……”颔联通过落日下的秋景，进一步渲染了孤独无依的苦闷。此联情景交融，对仗工整，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。“牧童驱犊返，猎马带禽归。”是一幅乡村晚归图。这里是“以乐景写哀，以哀景写乐，一倍增其哀乐。”（王夫之《姜斋诗话》卷一《诗译》）通过牧童的晚归，反衬作者深感前途迷茫的忧伤。“相顾无相识，长歌怀采薇。”“采薇”暗用伯夷、叔齐义不食周粟，采薇而食，最后饿死在首阳山的典故。前途迷茫，周围又找不到知己，只好长歌当哭，效仿伯夷、叔齐那样做一个隐士吧!

此诗开头的“东皋”与结尾的“采薇”前呼后应。王绩自号东皋子，诗中的“东皋”表明自己内心想要效仿陶渊明那样欣然归隐，但自身的经历又使自己只能和伯夷、叔齐那样，怀着忧伤的心情去作一个隐士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他历经隋、唐两朝，和伯夷、叔齐历经商、周两朝一样，因而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他们 “采薇”而食、隐居避世的无奈和悲苦。这正是“怅望千秋一洒泪，萧条异代不同时。”(杜甫《咏怀古迹五首之二》)啊!

王维作为盛唐田园诗人，其诗歌充满了盛唐气息。《渭川田家》也是抒发他心怀归隐的代表之作，但流露出心向往之、恬然自适的心情。“斜光照墟落，穷巷牛羊归。”落日余辉洒满村落，作者的视线跟着晚归的牛羊没入了深巷。“归”令人想起《诗经·王风·君子于役》中的“鸡栖于埘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来。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？”夕阳西下，牛羊都懂得归圈，鸟儿也知道返巢，何况是有情感的人呢，这隐含了诗人盼望归隐的心理。“野老念牧童，倚杖候荆扉。”一位老爷爷拄着拐杖，倚门而望，正等待牧童的回来。此诗前面四句描绘了一幅温馨的田园晚归图，是目光所见。而“雉雊麦苗秀，蚕眠桑叶稀。”则是所见、所听和所想。青青的麦苗田里，野鸡在声声呼唤着自己的配偶，而桑林里的桑叶稀少了，蚕儿也开始吐丝作茧，真是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。“田夫荷锄至，相见语依依。”农夫们三三两两地扛着锄头回家，见面了，话语依依，显得那么亲切。“即此羡闲逸，怅然吟《式微》。”“《式微》”出自《诗经·邶风·式微》，《式微》中有“式微，式微，胡不归？”之句，是说天黑了，天黑了，为什么还不回家？王维这里借用此句，表明自己归隐的心情十分迫切。乡村人的怡然自得，田野里的丰收在望，村民们的勤劳纯朴，等等，这一切都让这位诗人羡慕不已。回首往日官场的岁月，怅然若失，情不自禁地发出归隐恨晚的感叹。此诗从头到尾都是写“归”，而第一句与最后一句无论是意境，还是情感都是前呼后应。整首诗处处流露出对归隐田园的向往之情。

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，两者的相同点有：

　　一是主题相同。都是抒写归隐的情怀。不过，王绩写的是万物皆归，自己欲归而又不能欣然而归的怅惘。王维写的则是万物皆归，而自已羡慕归隐的欣喜。

　　二是题材相同。都是田园诗。王绩和王维写诗都效仿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，创作了清新优美的田园诗。王绩上承陶渊明，下启盛唐孟浩然、王维，对唐代田园诗的发展有一定影响。也可以说王维的田园诗是对王绩的继承和发扬。

三是结构基本相同。都是先写傍晚的景象，然后抒情。《野望》的结构是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傍晚远眺→所见的暮景→抒写归隐的情怀。而《渭川田家》的结构是：傍晚远眺→所见、所听、所想的暮景→抒写归隐的情怀。

四是用词相同或相似。如果《野望》和《渭川田家》两相比较，就很容易发现这一点。（1）时间：前者“薄暮”、“落晖”与后者 “斜光”（下面比较的方式与此相同），都是写傍晚。（2）地点： “东皋”与 “墟落”， 都是写家园。（3）远景：“树树”、“山山”与“麦苗”、“桑叶”， 都是写田野。（4）近景：“牧童”、“犊”与“牧童”、“牛羊”， 都是写放牧晚归。（5）相见：“相顾”与“相见”，都是写见面。（6）相见时：“无相识”与“语依依”，则是对比明显，一个是无知己，令人悲，一个是言语投机，令人喜。（7）抒怀的方式：“长歌”与“吟”，都是写吟唱。（8）怀归的心情：“采薇”与“式微”，也是对比明显，一个是想到先贤的寂寞，一个是想到回家的温暖。

　　五是写作手法相似。都是采用白描的手法，清新自然，明白晓畅，意境高远，具有浓厚的诗情画意，是白描写景的佳作。另外，都采用铺叙的写法，对眼前的景物进行描写，而处处饱含归隐的意思，以反衬诗人仍未归隐，而又急欲归隐的主旨。

它们的不同点是：

　　一是景色不同。《野望》的 名称“野望”，就是望野，诗人重点突出一个“野”字，写景也是以野外的景物为主，足以说明诗人心中没有一个温馨的家园，而几乎只能看到荒郊野外，因而感到无依无靠。在《渭川田家》中，“田家”的重心是一个“家”字，可见诗人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温暖的家中，心灵已经找到了一个停泊的港湾。宋代郭熙认为：“春山烟云连绵，人欣欣；夏山嘉木繁阴，人坦坦；秋山明净摇落，人肃肃；冬山昏霾翳寒，人寂寂。”（郭熙《林泉高致·山川训》）是说春天景色让人舒畅，秋天的景色使人阴沉，情感是随着景物的变化而变化的，这也正如刘勰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中所说的“情以物迁，辞以情发。”^[1]《野望》写的是秋天萧条冷落的景象，让人沉闷，而《渭川田家》写的是春天繁荣明媚的景象，则让人欣喜。

二是诗人当时的感受不同。王绩以惘然的心灵去感受世界，因而《野望》所写之景无不显得静谧而又黯淡，萧瑟而又悲凉，流露出的是忧伤的心情。而王维以恬淡的心灵去烛照万物，因而《渭川田家》所写之景无不显得生机盎然、多姿多彩，反映出了他悠然的心境。这说明情感也有其主动性，那就是“以情为主，景为宾。景物无自生，惟情所化。情哀则景哀，情乐则景乐。”（吴乔《围炉诗话》卷一）欣喜的人看到的是明媚的春光，而忧伤的人看到的是萧条的秋景。《野望》诗中的“欲何依”、“无相识”等，反映了诗人心中的悲苦，因而所写之景抹上了黯淡的色彩，而《渭川田家》中的“语依依”、“羡闲逸” 等，表达了诗人心中的欣喜，因而所写之景抹上了明朗的色彩。

　　三是归隐的心情不同。王绩的归隐是迫不得已，而王维的归隐是安然自适。王绩所说的“无相识”、“采薇”，表明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知己，而只能效仿古代先贤在动乱时代采薇而食、作歌而叹了。王维所说的“语依依”“羡闲逸”，说明自己周围到处都是朋友，可以促膝长谈，特别是这个“羡”字，更能表明他对这种田园生活的向往，其欢心鼓舞的心情不言而喻！

四是作品体裁的不同。《野望》是五言律诗，此诗较为明显的特征是全诗八句，中间两联对仗，而《渭川田家》是五言古诗，此诗共十句，只有第五、六句是对仗。王绩的五言律诗是一首较早出现的成熟的五律。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说：“五言律前此失严者多，应以此章为首。”充分肯定了这首诗在五律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。唐代的五律胚胎于齐永明年间的新体诗，到沈佺期、宋之问手里才把它固定下来。早于沈、宋数十年的王绩能写出如此成熟的五律，说明了他的创新开拓之功。五律最早起源于西汉的民谣，东汉末的《古诗十九首》是最早出现的成熟的五言诗。东晋陶渊明写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古诗，如《归园田居》其一、其三、《饮酒》其五，等等。王维无论是题材，还是体裁，都效仿陶渊明，沈德潜《说诗晬语》中指出，在盛唐、中唐几位作家中，“王维有其清腴，孟浩然有其闲远”。但是，王维在学习的同时又有创新，那就是以其诗画完美结合的艺术手法创作了许多优美的田园诗，在唐代诗坛上独树一帜，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通过上面的分析，可以看出，两者的用词、意境、风格等都十分相似，但却又看不出有什么雷同之处，这主要是两首诗都融入了诗人的真情实感，这正如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中所说的“大家之作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，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。”^[2]把它们放在一起对读，不仅便于理解，也便于诵读，还可以从中理出这么一些道理：一是诗人的情感与景物是辩证统一、相互影响的。正如上面所说的，“情以物迁，辞以情发”，反过来则是“情哀则景哀，情乐则景乐”。二是任何诗人都是承前启后，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。王绩和王维都是田园诗人，在文学史上的承传性非常明显。三是古代文人都有儒道互补的情怀，所谓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(《孟子·尽心》上)。当他们不得意之时，往往寄情山水。王绩和王维爷孙俩这两首诗就说明了这一点，只不过他们分别处于不同时代，才使他们的诗歌表现出一悲一喜的情调罢了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陈良运.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［M］.南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1995. 154.

[2] 陈鸿祥.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［M］.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2.159.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来源：《宁波教育学院学报》